从香港到上海，我不放心我太太。我现在离开上海了，我又不放心我妈。在火车上，我就想着我妈，我也想我太太生下孩子后是怎么过的。到了深圳罗湖，依然花500港币给黄牛让他带我进香港。我拿出港币要给"黄牛"，"黄牛"说："你跟着我走，等你到家后再给我钱。"你别说，这"黄牛"还是有点"商业道德"的。他先跟在我后面走，装作不认识。前面有个铁丝网，他先进去，我跟着进去。此时，他塞给口岸帮办一些钱。我看帮办是一个中国人，外国人也有做帮办的。进了口岸，进入香港境内后，"黄牛"就跟在我后面走，一直跟到我飞机库旁的住所。我一进家门，看见太太抱着女儿，我很高兴。太太刚要问我妈病情，我却和我太太说，你赶紧拿钱给"黄牛"，他等在门外。付了"黄牛"的钱后，我太太着急地问我妈好吗？问我一路上好吗？我说，都好，她才放心了。我看到太太和女儿一切安好，一颗心才终于放下了。

说起"镇反"，我想起李祖永告诉我的一件事。上海解放初期，人民政府要没收杜月笙开办的中汇银行，要他派儿子回来处理。杜月笙1927年"四一二"政变中杀害了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汪寿华，他知道，共产党是肯定要算这笔账的。果然，上海"镇反"中的要案之一就是"汪寿华被害案"。王晓籁到香港对杜月笙说，叫你儿子带两个保镖高鑫宝、芮瑞庆一起到上海去。这两个保镖是当年参加杀害汪寿华的凶手，他俩到上海后，立即被捕，再抓了未离开上海的另外两个杀害汪寿华的凶手，一共四人被镇压。杜月笙出钱抚恤了他们在香港的家属。由此，杜月笙得罪了台湾当局。后来大陆在香港办交通银行分行，请杜月笙做董事长，想努力争取杜月笙。

回到香港后，有一天我忍着牙痛去看孙景璐拍电影。孙景璐很关心人，在大光明影业公司拍了很多戏，她注意到我脸肿了。我告诉她我牙痛。她马上催我去看医生，还介绍了香港一个很好的医生。她还说："牙痛吃不消的。"我说好的，马上就去了。这个医生对我很好。我刚走进诊所，他就问我："你是谁介绍来的？"我说是孙景璐。我一见挂号费是25元，要拿钱时发现身上钱不够。正犹豫间，这个医生却很客气，先帮我治疗牙齿。他说："你的两颗牙动了，要拔掉了，快点拔，不拔不行了。"医生帮我上了麻药，拔了两颗牙齿。完事后，我要付钱，医生说孙景璐已付了。我真感动。过了三天，我再去找孙景璐，想还她钱，可是她已经回上海了。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。后来我碰到她，要还钱给她，她却说她都不记得了。孙景璐真是个为人仗义，品格高尚的人。

过了几天，有人告诉我，费穆病逝了，在1951年3月，我听了很吃惊，心里十分难受。他是在香港郁郁不得志，得了心脏病突然死掉的。几天后开费穆追悼会，我和杨华都去的。由司马文森主持，他称费穆是爱国者。

第二天，李祖永找我去说："你前些日子写的几个故事还算满意，今天再给你一个题材，你可以去写《林冲》。"还说，《林冲》的服装设计是卢世侯。我就集中精力去写《林冲》了。这时，我只想快点写剧本，可以拿到较多的稿费。因为自从有孩子后，开销增加了，永华公司每月500元工资，已不太够用了。孩子要吃奶粉的，每听5元，每月6听，要30元，房租200元，佣人50元，加上柴米油盐，每月开支都是紧巴巴的。所以，我就只好多写剧本。

与此同时永华公司正在拍一部电影，叫《爱的俘虏》，程步高导演，演员都用新人，后来成为大导演的李翰祥是美工师画布景。新成立的凤凰公司导演朱石麟要我写剧本，我就将施济美小说《莫愁巷》改编成电影剧本《水红菱》给了他。

不料，永华的《爱的俘虏》拍好后，卖不出去，亏了。影片卖不出去，公司就没有收入，李祖永就开始拖欠员工工钱，一连欠了三个月的薪水。邵逸夫这个时候也办了一个南洋影业公司，生意好，拍的片子蛮好看的，下面导演也多。有个叫王引的导演，很有名的，正在大量招人。有一天王引太太袁美云的弟弟来找我说："我姐夫请你去吃饭。"我就去了，见到了王引。他说："你们是要进步的编导演，你们是不肯来我们南洋公司的。你们宣传进步思想的剧本，我们公司也不会用的。可是你的小说我看过的，挺好的。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剧本。就按你的中篇小说《大草原》改编，行吗？"我说好的。

这个时候李香兰到香港，要参观永华公司。她是由张善琨、白光陪同一起来的，程步高是进步导演，不愿意出面接待。李祖永就叫我不要走开，接待他们。参观后，李祖永请她们到浅水湾一家饭店吃饭，等我们到饭店时，李丽华来到饭店，正好碰到我们，大家都认识的，就一起吃饭了。席间，主要是李香兰和李丽华、白光等人交谈，我毕竟与她们不太熟，没有交往过，便坐在一旁听他们说笑。当时，我心里想，假如没有这些政治原因，没有这些人为的隔阂，大家在一起是多么开心啊！

有一次，我和徐接到一个通知去开个会，会议在一个大旅馆里开。我们进去一看，是开什么大陆流亡文化人大会，旁边有人让与会者签到，我俩没有签，往会场一看，到的人真不少啊。主席台上有唐纳、黄尧，还有两个人不认识。徐一看不对啊，就对我说："走，小便去。"我们就从后门走了。

杜月笙当了交通银行香港分行董事长后，王晓籁来香港请他回上海，同时也请黄绍竑回来。杜月笙是想回来，但他又不敢回来。为什么呢？有一天，徐和我在香岛酒店二楼喝咖啡、聊天。我们右边桌子旁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穿中山装的男子，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。徐认识他们，和他们打招呼。我不认识，就没说话。就在我们闲聊时，突然从外面闯进来一个人，抬手一枪打过来，火光在我眼前闪过。我一吓，一个翻身，倒在地上。我还以为是打我呢！子弹从桌子上穿过去。我刚要看是谁开的枪，不料，第二枪又打过来了。当时，满大厅的人都在逃啊。我也想逃，但不知怎么办？徐从桌子下面钻出来，赶紧拉起我拼命向门外跑去。我看到手枪就扔在我身边。过了一会儿警察就到了。我问徐，到底是杀什么人？是谁杀的？徐告诉我，杀的是黄绍竑。第一枪未打着，第二枪女的挡住，手臂受伤。后来，我们才知道，当天晚上，黄绍竑就飞回北京了。这一下，杜月笙就更不敢回来了。因为他知道，这是台湾当局派来的特务干的，目的是杀鸡儆猴，阻止滞港人员返回大陆。当然，这只是杜月笙不回上海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在香港，马连良、杨宝森唱戏我总是要去看的，后来台湾要马连良去演，他不敢去，内地要他回去，他也不敢回。这时，他的处境很困难，他要养一个戏班子，场面大，开销渐渐难以维持，已经欠债了，而且他还抽鸦片。

我们的人将马连良的情况，上报北京，周恩来托人带话给他，要他回北京，一年里把鸦片戒了，其间不要上台演出，戏班的开销政府来出。

但是，马连良要离开香港谈何容易？他有一个戏班子，有家人，一共几十口人，还有戏装。马连良依计行事。宣称一连唱五天戏，我与舒适都去看。唱到第四天，他说身体不好，不唱了。此刻戏装箱子已运到船上去了，戏班的人也已趁夜到了船上。马连良坐着车回到家，前门进去待到天快亮时，再悄悄地从后门溜出来，乘火车先到上海把鸦片戒了，而后才正式登台演出，受到观众欢迎。

这时，杜月笙和蒋经国是不对的。蒋经国骂他是垃圾，无人要。后来，杜月笙生病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。一天，孟小冬问他："我到底是你的什么人呢？是佣人，还是丫环呢？"杜月笙这才决定与孟小冬结婚，给她一个名分，还拍了一张照片。照片上除了杜月笙外，还有孟小冬、姚玉兰及其子女。孟和姚坐在杜月笙两边，后边站着的都是子女。结婚照片拍好后，杜月笙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了。他留下遗嘱说："我死了之后，最好叶落归根，棺材葬在浦东高桥。"台湾当局派了陆京士来探望他。陆说："我代表蒋总统来问问你身体好不好？"这时，杜月笙已经不行了。陆京士看了遗嘱说："你不能回高桥。因为共产党不让你回去。你死后应当葬到台湾去。"当时，杜月笙已经不能说话了，他不想去台湾。陆京士还说，你有笔遗产10万美元在台湾宋子安手中，你如果葬在台湾，你的子女就能拿到，如果你不葬在那里就拿不到。这10万美元是上海房子卖掉的房款。于是遗嘱重新作了修改，葬在台湾。

杜月笙死后，果然葬在了台湾。姚玉兰去了台湾。孟小冬没有去，留香港，多年后才去了台湾。《大公报》不发讣告改发新闻，写杜月笙生卒年月时，不写"民国"纪年，耐人寻味。香港《文汇报》发了条消息，说杜月笙病逝。大殓那天，我去参加了。签到时，我发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是费穆的弟弟费彝民，他是《文汇报》的编辑。轮到我签字时，我看到费彝民写了一个化名，花圈都没有送，因为花圈上面要写自己名字的。于是，我签到时，也写了个假名"沈小叔"。

【沈寂，原名汪崇刚，浙江奉化人，1924年9月生于上海，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。在《小说月报》《万象》《春秋》《紫罗兰》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40余篇，并出版小说集《捞金印》《两代图》《盐场》《红森林》。1946年起主编《幸福》等杂志，1948年创办人间书屋。沈寂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、张爱玲等不少作家，亦熟悉阮玲玉、周璇、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哈同等上海滩风云人物，出版有传记文学《一代影星阮玲玉》《一代影星周璇》以及关于黄金荣、哈同的传记小说《大亨》《大班》，是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。著名作家，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，"杰出电影艺术家"称号荣获者，上海文史馆馆员。2016年5月在上海市病逝，享年92岁。】